編者按：近日，一本由上海張大千研究會編的《汪毅：我與大風堂》印行。作者汪毅曾任張大千紀念館首任館長，出版有《張大千的世界（三卷）》《張善子的世界》等大風堂著述八種十冊，提出了“張大千學”“大風堂畫派”等重要學術觀點并作闡述，為中央電視臺人物傳記片《百年巨匠——張大千》名譽顧問，被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原院長秦孝儀譽為“（張）大千身后知己”和“（張）大千知己”。
該書記錄了汪毅30年來走進大風堂的歷程，旨在為大風堂存史和更好地傳播大風堂藝術。對此書，上海名家藝術研究會會長曹公度先生感慨：“放眼紅塵，結合研究對象作一系統總結，于當今研究學者中，可能只有尊駕一人而已。欽佩不已！”特將汪毅自序列于下，以饗讀者。
成都某家火鍋店推出了一句非常悅我的廣告詞：“一生只做這一鍋”。它之所以在諸多同類廣告詞中脫穎而出，在于道出了經營者的執著、精心、傾情，讓我的味蕾彌漫異香。
然而，較之“一生只做這一鍋”，我似乎“見異思遷”和“鋪張”了一些，即除了烹治大風堂“這一鍋”之外，還烹治了安岳石刻藝術、安岳古代人物研究、方志四川、文學藝術這“四鍋”（詳見封二、封三）。這“四鍋”雖不乏影響，但坦率地說似不及我烹治大風堂“這一鍋”的發力之勤、耗時之多、用心之專、傾情之深、影響之大。
大風堂由張善子、張大千昆仲創立。我與大風堂，是從走進張大千開始的。1990年，中共內江市委宣傳部召開首屆大千經貿文化節方案論證會，我代表市文聯應邀參加。始料不及的是，我的建議意見竟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認同，甚至還有點贊。倘若以此為我走進大風堂的標志，屈指算來烹治大風堂“這一鍋”迄今已整整30年。繼后，我出任張大千紀念館首任館長，這便注定了與大風堂的不解之緣，進而不斷走進其深邃。
在30年的熬治中，我提出了“張大千學”“大風堂畫派”“大風堂與非遺”等重要學術觀點，出版和發表了一批成果，完善了大風堂組織體系，總論了大風堂近百年歷程——“大風迎百年，光焰萬丈長”，助推了大風堂一系列文化活動，這本書便是客觀佐證。從其中的格局和傳遞的文化理想信息可見，我對于大風堂是學術研究與文化推動并舉的，且大多在“八小時”之外。這注定了所為的不容易，當然亦超越了一般學者僅有的學術研究范疇，故既多一份感受，又多一份深深的遺憾。而這份遺憾，即兩項有關張大千文化工程的功虧一簣，至今雖讓我耿耿于懷，但卻充滿期待。
檢索這份深深的遺憾，一是《張大千全集》策劃，二是兩岸共襄盛舉“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展”的發起和推動。其功虧一簣，豈止是一般意義的心血付之東流，簡直不堪回首，甚至讓我有欲哭無淚的體驗（詳見《汪毅還甲》自序）。
《張大千全集》項目的啟動，堪稱“一波三折”，時間斷斷續續長達十余年。該項目由我于1999年發起（詳見圖錄“大千全集”和附錄《張大千全集》編輯出版方案）。在做足文案和相應基礎工作的前提下，2000年，應四川人民出版社邀請與張問漁先生赴（香）港臺（灣）作“兩岸三地”的聯系工作（詳見《臺灣文化之旅》，汪毅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我們聯系的對象，既有臺北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這樣的公藏機構（甚至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林柏亭副院長，臺北歷史博物館黃光男館長、黃永川副館長對接），又有羲之堂、長流畫廊等這樣的文化傳播機構（分別與陳筱君女士、黃承志先生交流），還有與臺灣研究張大千的專家傅申、巴東先生等的討論。
令人感動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原院長秦孝儀不僅首肯此項文化工程，而且欣然應邀同意出任顧問。在香港，我們與高美慶女士進行了深度討論。后來，因出版社人事變化，被告知“此項目擱淺”，讓人哭笑不得。
2006年，此項目重新啟動，即商臺灣廣達文教基金會出版。囿于種種原因，以擱淺告終。
2010年，此項目再次啟動，由江西美術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當萬事俱備只欠某“東風”時，結果竟是“東風不與汪郎便”而風向了利益。這讓我震驚物質利益的誘惑和力量，竟可以使多年的交情之山坍塌，甚至可以使張大千先生的夙愿付之東流（大千先生生前夢寐以求出版全集。為致謝臺北歷史博物館出版的七集《張大千畫集》，他不僅贈畫該館，而且承諾創作媲美《廬山圖》的《黃山圖》）。如此功虧一簣，想必大千先生九泉之下亦將拂髯嘆息，甚至為其人的舉措而惴惴不安。為此，我特在本書中公布當年撰寫的《張大千全集》方案，一是告慰大千先生的在天之靈，二是把這個方案的實施寄望于有志者和未來（2025年，便是大風堂創建一百周年）。
比照“《富春山居圖》合璧展”，兩岸共襄盛舉“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展”的建議（詳見《尋蹤張大千：臺灣之旅》與本書圖錄和附錄），是我于2011年5月在第七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中提出來的。國臺辦主要領導為之兩次批示，并作為2012年兩岸文化交流重點項目（國臺辦甚至協調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均表示支持）。
2011年8月，四川省地方志代表團一行赴臺交流，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周功鑫率副院長馮明珠及相關部門負責人接待我們，并當面對我預先快遞的建議拍板，以玉成此事（見圖錄）�；氐匠啥�，我代單位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草擬公文，將此交流事項報告省委對臺領導小組并抄送相關單位。當我感慨香港鳳凰衛視董事局總裁劉長樂八年磨一劍促成了兩岸“《富春山居圖》合璧展”，而我只用了半年時間便協調好兩岸至為重要的關系時，沒想到四川某文化單位的一道“腸梗阻”竟使這個兩岸交流的重點文化項目冰雪消融。而這道“腸梗阻”，便是擱不下“面子”——其欲做卻未能辦到，故不惜手段謊稱“已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聯展過”，以對付有關領導，致使“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展”付之東流。為此，我深感難舒長臂，沒有劉長樂先生的通天本領，對如此的瀆職只能無可奈何看“花落去”。我為我們的“面子工程”不寒而栗，甚至一哭！為此，我在本書中公布了曾發表的《兩岸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珠聯展”的思考》文本。我堅信這個思考（建議）終究會成為現實，而這個長達萬言的策劃文本將起到應有的作用。
本書系我30年來走進大風堂的一個回顧性總結，記錄了我走進大風堂的歷程，展示了我的學術格局與文化自信，傳遞了若干鮮為人知的信息，保存了這批有關大風堂的史料。
全書分圖文兩部分，意在相得益彰。圖錄為大千知己、工作剪影、五謁精舍、大風堂著述、著作影響、大風堂文章、主編書報、學術交流、兩岸互動、名人戰略、百年巨匠、銅像捐贈、張大千全集、大千敦煌、兩岸珠聯展、大風堂畫派、文藝復興、兩館圖冊、抗戰美術、張善子墓、文本批示、與大風堂門人、門人信札（選）、與大風堂再傳弟子（選）計24個單元；文字分輯錄、附錄，均由我著述或編輯。至于我曾編修或輯錄的《大風堂編輯、收藏、捐贈作品文獻一覽》《張氏昆仲合著作品文獻一覽》《張善子及研究張善子作品文獻一覽》《宣傳張大千著作一覽》《國內外研究大風堂機構（社團）一覽》《大風堂同門錄（2006年修訂本）》《大風堂同門錄（1949—1983）》《大風堂再傳弟子錄》等史料，詳見所著《張大千大風堂藝術研究》《張大千張善子研究》附錄。
大風堂代代賡續，截至2025年便是一百年，即擁有百年“中華老字號”殊榮，甚至具有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的特征。這在中國美術史上，特別是在畫派建設上不同凡響，具有“金字招牌”意義。為此，我的大風堂這一“鍋”還將繼續熬治著，雖然熬濃郁它的難度越來越大，但其芬芳馥郁卻是勢不可擋的。是為自序。
